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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
?  中国古代女子形象,有唐一代妇人至为雍容华贵,却无失优雅典丽。盛中唐张萱、周昉的仕女画勾勒出这样的女性形象:发髻宽大巍峨,或满插步摇,或遍簪盛放的牡丹;五官浓重,精致中透出疏放大气,丰满的面颊上常常妆点各式花钿;身材丰腴秾丽,穿锦着罗,领口宽大低开,以至“粉胸半掩疑暗雪”。这一经典时尚大多拜“胡风”所赐。我们由此窥见盛中唐时期胡服风行之一斑。这一时尚自初唐时已浓烈,至盛中唐不衰,晚唐仍余绪不绝。
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
  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
  遮蔽之美:首服

  首服也称“头衣”,泛指裹头或饰发的巾、帽、冠等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为我们勾勒出唐朝女性首服变化的面貌:“初妇人施羃篱以身,自永徽中始用帷帽,拖裙及颈。武后时帷帽益盛,中宗后乃无复羃篱矣……开元初,从驾官人骑马者,皆着胡帽,靓妆露面,无复障蔽。士庶之家,又相效仿……至露驰骋而帷帽亦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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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7 号墓出土《骑马戴帽仕女俑》

  羃篱的形制,尚无可靠的实物坐实,我们唯能从文献揣测于一端。马缟在《中华古今注》中说“羃篱之象类今之方巾,全身障蔽,缯帛为之”,但其形制有多种:初为障蔽头部和全身,次为盖头齐肩;或纱质或毛料;帽胎也有软硬之分。羃篱之兴,起自西域。西域多风沙,因此羃篱便为西域人必备之物,男女均用,约当南北朝时传入中原,至唐初成为女子出行之服,脱去旧有功能,为一时之风尚。

  永徽至开元年间盛行的帷帽为高顶大檐帽,檐下垂一丝网,拖裙及颈,类似于“帷”。向达先生认为吐谷浑男子通常戴帷帽——长裙缯帽,原也为遮蔽风沙之用。从羃篱至帷帽的演变可看出唐代女子首服向短、小、薄透等转变的特点。此外还有各式胡帽,如珠帽、貂帽、毡帽、浑脱帽、蕃帽、卷檐帽等。

  晚唐时则盛行回鹘髻。先将头发绾髻,髻上戴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,上缀凤鸟、簪钗,并配以华美的首饰。与之相配的是大翻领,窄袖、宽身,衣长及地,以红色织锦为主,领、袖镶宽阔的织金花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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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面妆:桃面花靥

  首服之下,为面妆。“西子去时遗笑靥,谢娥行处落花钿。”美人已杳,笑靥尚存,颇值玩味;而美丽的花钿委落一地的情景,不知诸君作何想象?
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
  “薄妆桃脸,满面纵横花靥”,古今中外的彩妆,恐怕以唐五代的女人最有胆张扬。初盛唐时期女性面妆的程序一般为:傅铅粉、抹胭脂、画黛眉、贴花钿、点面靥、描斜红、涂唇脂等。与历代女子相比,唐代女性面妆中最具特色者,除“翠眉与晕眉”之外,还有额黄、花钿、妆靥与斜红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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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桃面花靥:面妆

  花钿,在唐人文集和诗集中,多称花子或媚子。即女性在眉心处或粘贴或描画各种图案。花钿的材质有金箔、纸、鱼鳃骨、鲥鳞、茶油花饼等多种,其色有红、绿、黄等。此点孙机先生已经明言。从文献和视觉材料来看,花钿所帖或画的图案或为圆形等几何形,或为花、鹤、蝶、星、月等自然物形,或者在实物之上再行描绘。其中在蜻蜓翅翼上画折枝花者尤为精致鲜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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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桃面花靥:面妆

  上述焕烂的彩妆大多有着域外的来源,有些虽为中土的创意,但在观念上却与西域有着脱不开的干系。

  蹀躞金乌:女着男装

  与浓烈面妆形成很大张力的却是唐朝女子独爱男装。
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
  蹀躞金乌:女着男装

  太平公主被记载身着男装,腰间佩戴着蹀躞七事,铿锵踏步、曼妙歌舞,秀丽是一定的,难得的是飒爽英气扑面而来。大唐公主的时尚,是时代的缩影,为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。
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
  蹀躞七事,为佩于腰间革带上的七件实用之物:佩刀、刀子、砺石、契苾真、哕厥、针筒、火石。砺石,即磨刀石;契苾真是可作雕凿之用的楔子;哕厥,为解绳结用的锥子;针筒:用于存放各种针或者纸帛的小筒;火石,点火用的燧石。除各种实用工具之外,针筒内或可装上护身符等。
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桃面花靥、女着男装: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大明宫词》背后的唐朝女子时尚

  蹀躞七事均为行旅或野外生存的必备用具,其功能赶超瑞士军刀。我们不难想到这并非中原汉民族的发明,而是游牧民的常用之物,当为胡装之一部分。而唐朝女子所着男装的形式与观念也多与胡俗有关,一般为头戴皂罗幞头,或扎布条,或露髻,身穿圆领或翻领长袍,腰束带,下身着波斯紧口条纹裤,脚蹬线鞋或翘头靴。着此种装扮的女性也大可扬鞭驰骋、游春射猎。这当然相左于“女正位乎内,男正位乎外”的“传统”观念,表现出盛唐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其他历史时期殊为不同的性别意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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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段简璧墓壁画男装侍女图

  回眸胡服的历史,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,秦汉大多用于军旅,东汉末年出了一位灵帝“好胡服、胡帐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饭、胡箜篌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”,至汉唐两大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,各民族频繁碰撞融合,胡服日渐潜入寻常人家,百姓常着胡帽、袴褶、长靿靴等,为有唐一代的“国际时尚”埋下伏笔。其中唐朝的“全球风尚”可谓海纳百川,处处闪耀着民族自信的光芒。

  (本文原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8年48期)